我的祖父是个皮肤黝黑，身材高瘦的普通老头。而我的祖母是个皮肤白亮，腰粗臀圆的农村老太。我自小就跟随他们生活，因为母亲在生下我后就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去，无甚闲暇时间来照看我。
而我是喜欢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的，他们给予我的更多是溺爱，不会有父母般的训斥，更不会给我定下严苛的规矩。祖父会带我每日喝早茶，祖母会带我四处闲逛，无处可去的时候我也可以静坐在报纸摊边看人来人往，看熟识的陌生的人进进出出，或买一包香烟，或讨一杯水喝，又或者只是来聊几句家常。在弟弟还没降生的那三年，这样生活曾是我以为的，美好童年的全部。
我的祖父母都来自农村。他们是庄稼人，他们热爱劳作，他们豪爽大方，他们善良热情，可他们身上也隐藏着农村人民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思想。自弟弟降生以来，我就似乎成了家里可有可无的角色。我是个极其贪睡的人，每逢节假日非紧要事情绝不能让我在早上十一点前起床。弟弟的出现，转移了全家人的关注重心。所以，每当我饥肠辘辘地从床上爬起时，再也没有人为我准备热腾腾的饭菜，也再没有人关心我是否饿着了。他们需要去照顾比我小三岁的弟弟，而我已经学会照顾自己了。我不知道三岁的我可以做些什么，但我只记得在我6岁的日记本里，我曾这样写道：第一次煮鸡蛋，热水淋到了我的手上，很疼。我没有印象后来是否有进行伤口处理，但庆幸，我的手上现在没有留疤。
再后来，我学会了自己做家常饭菜，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，顺带着照顾我那什么生活技能都不会的弟弟。从五岁到十七岁，我早已习惯了默默地看着家里人把弟弟当做生活的重心，默默地感受着祖母每次唤着弟弟小名时不见经意间流露的温柔。一直被要求着学着自己长大的我，对亲情也一直很淡漠。远走高飞的想法不止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。高考填志愿时，我以为我从此可以去到梦想中的哈尔滨，去看那冬季的白雪皑皑和秋天的黄叶满地。可惜，终是逃不过家庭的束缚，也逃不过宿命。
母亲曾不为意的向我透露：当初以为我是男孩才生下来的。当医生告诉父亲我是女孩的时候，父亲铁青着脸，不发一言地把原来订的独立病房改为集体病房。这令我的母亲很是委屈。听完这段过往，我心里郁结得慌，张口却说不出一句话。我安慰我的母亲，可谁又来安慰我呢？生活还是在继续着，可我那本不平静的心怎会不起涟漪？从此，父母与祖父母对我表达关心的话语都会让我莫名难过和失落，毕竟有些伤口抚平了，伤痕还是历历在目的。
小时候，弟弟的身子很弱，经常跑医院，所以家里人都理所当然地以他为重。我自小身体就很好，祖母曾打趣我道：“肯定是你抢走了弟弟的营养。”间隔三年，我不知我是否该对他身体不好背负这莫须有的“罪名”。可现在，弟弟的身体很强壮，反倒是我经常性地生病。我对自己的病情向来是持无所谓态度的，年轻人的小病小痛不值得大惊小怪的，特别是面对着排山倒海而来的工作，有病也实在不得空去看医生。久病并不一定成医，但病情一定时刻加重着。在母亲的再三恳求下，我迫不得已入院一周进行身体检查。住院期间非规定时间，家属是不允许探病的。而母亲不顾我的劝阻，仍每天坚持奔波在家和医院之间，只为给我送汤水。特别是禁食的那三日，我知道的，我的母亲在进房门前都在抹眼泪。我知道的，每次我说不要紧的时候，她紧闭着双唇，默默督促我赶紧把药吃了。但我不知道，出院时当我得知自己瘦了十斤时开心得不行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又偷偷地红了眼睛。
祖母在我出院后一周不提前告知就从乡下来到了我家，因为非假日，我和弟弟并不在家，因为学校有事耽搁，我只能在周五中午回家。而本就打算周五早上离开的祖母，知道我要回去，说一定要等我回来。我已经很久没和祖母近距离接触了。长大了的孩子会厌倦和老人们聊天，因为他们不能带来更多的新鲜的事情。可那天下午，我的祖母絮絮叨叨地和我拉扯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可在回家途中，我的祖母用她那黝黑的干瘪粗糙的手把我冰冷的手用力捂着“以后的身体都会好的。祖母帮你问过了，十八岁有一场劫，走过就没事了，以后都会健健康康的”。我一直默默听着，余光瞥见祖母的眼角闪着星星点点的泪光。我不曾看过祖母哭，这是第一次。
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曾说道：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；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。我忽然明白，那些你曾以为不在意你的人，其实他们从未转移关注你的目光。你认为他们从不曾爱你，那是因为你一直享受着他们的爱。习惯了便难以察觉，因为他们爱你从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儿。我想，你来看此花时，应是漫山遍野茶树开花。
